一九三五年前后，日本帝國主義加強了對我國的侵略。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關頭，蔣介石仍舊堅持“攘外必先安內”政策，張學良將軍被迫“剿共”，因在陜北戰(zhàn)場上屢遭失敗，受到蔣介石的責難，于是急于尋求出路。在國民黨“五全”大會召開期間，他與楊虎城將軍分別通過進步人士杜重遠和田文浩與我黨有所接觸。
從南京回到西安后，張學良通過被我軍放回的原東北軍團長高福源的關系，與我黨周恩來同志在延安舉行了會談。張將軍決定以民族存亡的大局來說服蔣介石停止內戰(zhàn)，一致抗日。與此同時，楊虎城收到了毛主席派人給他送來的親筆信。但是，他們的活動早就被蔣介石安插在西安的特務頭子李達權、鄭廣清注意并對南京有所密報。
為了反擊特務的猖獗活動，張學良下令抄了國民黨陜西省省黨部。此事促成了張、楊共同攜起手來，也引起了正在南京主持解決“兩廣兵變”的蔣介石的震動。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，蔣介石親臨西安，下榻于臨潼華清池，張學良多次對蔣“苦諫”，均痛遭拒絕。蔣介石限他三天內答復是否繼續(xù)執(zhí)行“剿共”的命令，否則將他和楊虎城的東、西北軍調離陜西。張、楊被迫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對蔣實行了“兵諫”，爆發(fā)了震驚中外的“西安事變”。
事變發(fā)生后，我黨受張、楊二位將軍的邀請，派出以周恩來為首的代表團飛抵西安。周恩來從民族存亡的大局出發(fā)，說服了張、楊并使得蔣介石接受了抗日救國的“八項主張”。“西安事變”得到了和平的解決，抗日戰(zhàn)爭也進入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。
